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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6月6日 来源：中国环境报 作者：张懿璇

英国物理学家、小说家C·P·斯诺早在1959年就提出了“两种文化”，即“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观点。斯诺认为，在科技和社会快速发展中形成了专门从事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和专门从事人文社科工作的人文知识分子，两群人的教育背景、学科训练和所用方法等都有巨大差异，导致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两种文化”难以融合会导致一系列困境和难题，例如英美二战后涉及高科技含量的重大国策仍由不懂科学的政府决策层独断专行等。这一说法被称为斯诺命题。

“两种文化”走向割裂将导致非理性和混乱

斯诺希望一种新的文化，即“第三种文化”，能沟通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实现科学与人文相交融。1995年，J·布洛克曼出版了《第三种文化》，讨论了能够直接与公众沟通想法的著名科学家的工作。布洛克曼和K·凯利等学者认为“第三种文化”应让科学共同体直接向大众传播科学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思想。然而，按照布洛克曼等人的观点，即使强行解决了科学与人文的分裂问题，其实也更多的是用其中的一种文化来压制另一种文化，本质上并非科学与人文平等的融会贯通。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训练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客观存在差异，科学家和人文知识分子在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上的不同也是客观存在的。“两种文化”的分裂是哲学层面主客二分的结果，放大了“两种文化”自身的片面性和狭隘性，使单纯的哪一者都不能完全满足时代发展的需求。

斯诺命题提出60多年后，西方社会“两种文化”不但没有融合，反而加大分裂，在生态环境领域至今仍是割裂状态。2008年英国《卫报》评选的拯救地球环境50人中，有科技背景的有12人，人文社会学科背景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多达29人。熟悉社交媒体运作规则的人文知识分子比科学家更擅长使用话语权和影响力，大学的环境研究（Environmental Studies）归属于社会科学，与环境科学技术分属不同学院，均在客观上加剧了环境议题上科学与人文的割裂，为生态环境科技工作者和人文知识分子互相了解造成了障碍。

当非科技背景人士的话语地位与专业能力极度不匹配时，会对环境科技在公众中的理解和传播造成阻碍。再加上生态主义反科学思潮的影响，西方国家在环境议题上割裂“两种文化”的后果已经显现：脱离科学技术、过分强调意识形态，会导致环境治理走向非理性和混乱，无法达到良好的效果。

生态文明理念为融合“两种文化”指明方向

工业快速发展造成的环境问题本身就是综合了科学与社会问题的复杂议题。相较于西方生态主义思想认为科学技术造成了环境污染，从而开始了反科学思潮，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不是环境问题产生的原因，解决环境问题要依靠科学技术，运用科技的社会载体性质才是科学产生积极或消极作用的原因。生态马克思主义虽然在理论上进一步指出了科技与社会在融合中变革的可能性，却没有提出可行的、有号召力的行动纲领和可预期的前景。

而在我国从工业文明过渡到生态文明的过程中形成的生态文明理念，不仅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确立了指导思想，更为生态环境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发展路线。

融合“两种文化”需要克服主客二分，不能将某一主体地位绝对化，要尊重其他主体的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有机融合了科技创新、经济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缓解了传统文化中客体的承载限度，改善了人和自然的紧张关系，将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扩展到人类本身。生态文明理念既克服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个体性和局限性，也超越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功利性和乐观性，促进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积极融合、协同发展。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的科学技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支撑保障，人文社科能够结合科技创新，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和政策决策的依据，并在全社会促进生态文明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两种文化”能够形成合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文明理念能够为融合和超越“两种文化”提供指导，首先是因为在生态文明理念体系中，科学和人类一切知识最终都是为了人类谋幸福，消除了对“科学主义”质疑和争论的土壤，能够凝聚力量共同追求科学的健康发展。其次，是因为生态文理念指导的科研创新体系能够在促进各科技学科发展创新的同时，通过吸收相关经济学、政治学思想和理论并将其方法论化，更准确、及时、有效地进行纲领调整，使基础学科发展始终顺应生态文明建设和新发展阶段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第三，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有科技为决策提供支撑，决策层能够更全面充分地了解科技创新进展，实现科技成果与政策战略的无缝对接与转化，避免因知识局限造成的决策失当。生态文明理念作为系统性科技战略思想和方法论，不仅能够在新发展阶段引领我国的生态环境科技发展与创新，也为“两种文化”的融合贡献了中国模式。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弭平“两种文化”的鸿沟

与西方不同，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对科学并不存在傲慢和偏见，而是充满热情。我国“两种文化”的鸿沟主要在于没有足够的能站在世界前沿引领科技发展方向的科学家，多年的高度专业化教育使很多科技工作者相对缺乏面向行业之外的传播能力，人文知识分子和媒体认为科学高深莫测，对参与科学议题有距离感。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生态环境领域应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两种文化”的和解与融通，弭平两者之间的鸿沟。

一是引导科技工作者通过回顾生态环境科技发展史、阐述科学形象唤起人文自觉，意识到自己也是人文社会事业的建设者、人文社会价值的捍卫者。始终坚持生态环境科技的“人民性”，通过百城千县万名专家行动计划等活动积极开展科技帮扶，以解决人民生活中的环境问题为目标，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二是积极开展科学技术与人文社科的交叉活动。积极开展生态环境的科技战略与政策、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社会学等研究，鼓励科技工作者提高面向行业之外的写作和传播能力，通过引人入胜的著作向社会阐述科学思想。在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中积极提出政策建议，加强对国家和地方政策决策的支持，这些都是有效、平等、积极互利共赢的学科交流融合方式。

三是通过积极的科技传播，以人文知识分子、决策者和社会公众熟悉的方式讲好中国生态环境科技故事，使科技行业之外的人士能够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消除对科技的距离感。媒体也要用好传播学中的贴近法则和创新法则，大力宣传生态环境科技创新成果，扩大社会影响力，使更多的企业、地方政府和公众成为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的参与者、关注者和支持者。

作者单位：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